专家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热点难点20问
发布时间:2011-11-30    浏览次数:91

 【编者按】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理论上有新概括,政策上有新突破,举措上有新实招,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必将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未来。我们坚信,只要深刻领会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会议提出的重大部署与战略目标,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发展这一“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能够突破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各种难点与瓶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专家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热点难点20问

一问:为什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当下,中国文化发展展现了巨大的活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文化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文化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的文化权益得到保障,文学艺术创作呈现繁荣局面,多种文化媒介共荣共生,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现出生机。继往开来,我们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寻求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文化发展一方面标志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状况,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化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未来中华文化新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详细】

二问:文化领域八大突出矛盾和问题揭示了什么?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
十七届六中全会相当于是一个动员大会,让党委来抓文化,一把手就承担很重要的任务,要来解决转企改制的问题,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把发展文化上升到一种政治责任。六中全会提出了当前文化领域的八大突出矛盾和问题,可以预见接下来应该会加大力度了。从目前来看,有两件事是涉及到体制或者是机制上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行业或者有一些领域,它还没有完全改制,那么就存在着资源配置不到位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存在着行业分割和区域分割这样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是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详细】

三问:“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蕴含的新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郭建宁:“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段论述,突出强调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们在肯定经济奇迹、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对文化建设、道德重塑、价值追求、人文修养方面的不适应格外担心,甚至忧心忡忡。如果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却是道德失范、价值失迷、文化失衡、社会失信、人文精神失落,那么,人们的幸福指数就会降低,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也不可能持续。应当看到,不发展不行,发展太快也会有问题。就像一个人跑得太快,身上可能会丢掉一些东西一样,一个国家发展太快也可能丢掉一些东西,其中就包括精神和传统,这是很可惜的。【详细】

四问:“文化强国”战略有何深意?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以下战略意义:第一,建设文化强国,形成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一个民族国家若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绝对不是一个强国。一个多元的社会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利益上,而且表现在思想上。所以,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多样性、选择性、多变性等一系列新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课题。我认为,要建设文化强国,首先就是要通过文化来整合整个社会,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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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哪着手?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文艺理论家仲呈祥:所谓的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当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作为社会经济重要支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并且遵从这个规律,自觉地提高文化对历史进步、社会前行、人民幸福的时代担当和重要职责,这是我学习全会《决定》后留下的深刻印象。所谓的文化自信,是要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自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要充分自信,包括从我们现在倡导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直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红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革命文化,要充满自信。【详细】

六问: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中央党校教授、博导严书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魂与体的辩证关系上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决定》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对我国社会和谐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系的精辟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上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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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为何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南湜: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人们经常忘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可忽视的分野与关联,或者将一般性理论与具体现实直接联系起来,造成了理论与现实之间不应该有的“短路”;或者拒斥任何理论,造成一种“短视”。这种“短路”或“短视”的后果,轻则是搞乱人们的思想,重则往往造成种种社会悲剧。如果人们能够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并将之发扬光大,就能有效克服这种往往导致事业失败的“短路”与“短视”,将社会主义事业引向胜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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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问:为何强调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这些年来,社会阶层有固化的倾向,赢者通吃、弱者无助的现象时有发生,社会阶层与群体间也存在一些疏离隔阂,这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现象。一个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但不同阶层相互流动则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有变化、能流动的社会才是有希望、有活力的社会。这些年来农民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可是上大学的“收益”却越来越渺茫。再看我们的一些发展行为:GDP的增速举世皆惊,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可是民众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像经济增长那样快、那样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仅不同步,甚至还呈现负相关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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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如何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精神压力和道德失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官员的腐败更显出道德的解体。从金钱腐败的数量来说可见一斑,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不仅是负责治理的,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其自然成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时有小孩长大了立志“当贪官”的案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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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发展健康向上“网络文化”为何迫切?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在网络文化发展过程中,泥沙俱下的情况也是有的。因为网络文化具有时代感,提供一些内容对国民素质、对人们的休闲娱乐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内容同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是相悖的,甚至和基本的道德要求、基本的法律底线相悖。这种行为需要重视,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既要提升网民的文化素质,又要提升内容质量,要求创作者为网络文化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同时也需要规则和引导,甚至对于少数的违法犯罪的也要予以惩治。总之,必须是综合的措施,而且是渐进的过程,一下子要求网民达到某一种很高的素质那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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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问: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胡钦太: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从中国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去挖掘理论资源,从中国当下社会转型所面临的现实矛盾与问题中去寻求创新起点,全面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创新。一是要坚持学习创新。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还比较薄弱,还不能适应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迫切需求,需要继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是,我们的学习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发展需要,坚持“拿来主义”,坚持“创造性转化”,努力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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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问:公共文化服务的难点在哪?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副教授杨永恒:一是现在网络传播方式与传统方式融合的问题。这种融合不是简单把原来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直接搬到网络服务当中来,而是带来服务的理念、服务的手段,也包括内容、业务流程方面的变革。这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需要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当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二是公共文化队伍素质的问题。年龄偏大,观点上落后,知识结构比较陈旧,这样就难以适应网络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带来的要求。
以上问题在基层、中西部地区是比较突出的。下一步要有一些新的思路。比如对存量的公共文化队伍怎么办,可以考虑培训,想办法优化。【详细】

十三问:为何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刘笑盈: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国际一流媒体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最接近国际一流媒体标准的有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但是其都存在着各种问题。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根据我们的研究,央视的基础规模较大、技术设备等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但国际上的影响力、经营创收等与国际一流电视传媒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可以说是“一强两弱”。例如与BBC、CNN相比,其海外订户数分别是我们的3倍多和2倍多,而驻外记者分别是我们的6倍和23倍左右。在收入方面,BBC几乎是中央电视台的三倍。我们看到,虽然近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与国际一流媒体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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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问:更加重视传统文化传承说明了什么?
中国政法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教授郭继承:在如何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在最基本的两个问题上作出回应:其一,我们要传承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六中全会文件中指出的“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其二,如何传承。这实际上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渠道、方法、载体与方式问题。中华文化虽然从形态上分为儒、释、道、中医等等,但在内容上并不是泾渭分明、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融合、有机统一。儒家的“仁人”教化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一个没有道德人格的人,不懂礼义廉耻的人,根本无从谈什么学道、学佛,也违背了“大医精诚”的中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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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问:为何要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赵涛:美国等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文化不仅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在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文化就是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因为文化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反映其国际竞争力。美国文化产业占整个GDP的三分之一,美国的电影业、英国和意大利的创意产业、日本的动漫业、韩国的游戏业产值都超过了各自国家钢铁业的产值。由于文化产业是绿色产业、环保产业,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对经济结构调整、节能环保都具有积极意义。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越大,经济结构就越趋向合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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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问:为什么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齐勇锋:文化体制改革是在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的丰富经验,物质基础比较雄厚,同时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应该有更高的起点,不必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对于改革的目标和基本框架经历长时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从改革的路径选择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充分借鉴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取了先试点、再推广,逐步推进的方式,具有渐进式改革的显著特点,应该说是符合国情的做法。为此,我们要充分考虑文化艺术的特殊发展规律,认识到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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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问: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的要点在哪?
东中西部区域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在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的变革是重点。文化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指理顺党委、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结构状况与相互关系,使各文化单位之间各司其责,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文化微观运行体制主要指文化企事业内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通过对文化企事业内部组织机构的改革,促使其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社会效益也显著提高。文化发展的各个元素,包括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流通、文化组织、文化机构、文化分配、行业文化权利等,都需要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这是保障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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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问:为何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教授田辰山:中国文化走出去,第一步是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下走出去;先到西方去理解西方,然后从庐山之外的西方用西方结构相比较地看中国,才会对中国得到一个在庐山之外看到它雄伟壮观气势的风貌,才看到中国文化之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化走出去,贯通中西的比较哲学阐释学是必要的条件。这个时候,才会意识到西方语言讲述中国带来的扭曲其危害在哪里,才会意识到中国必须用自已的文化讲述自己。只有用自己文化讲述中国,用比较哲学阐释方法,才会将中国文化讲述为西方人能够听懂、理解的东西,才会原汁原味,才会避免扭曲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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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问:文化体制改革政府如何不缺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政府应该以自身行动推动文化的发展,首先要解决自身文化体制管理方面的问题。政府要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给老百姓树一个好的榜样。我一直认为现在很多情况下老百姓与政府之间有一些不信任,很大程度上主要问题不在老百姓而是在政府。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都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不当所造成的。比如征地,本来国家相关政策很明确地规定了如何征地、如何给农民补偿,但是有些地方就把它简单化了,这就导致了很多征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所以,如果政府自身的问题控制得好是能够消除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不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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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问:当前最缺什么样的文化人才?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范周: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全面发展之后,对文化人才的需求量特别大,这就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一是对文化人才的培养,要坚持多管齐下、多元发展。除国民学历教育之外,还应更多地调动社会积极性,从不同层面培养文化人才,满足社会需求。《决定》中提出要关注对一些行业的领军人物和特殊人才的培养,但目前我们亟需的是大量的普通文化管理工作者、文化市场营销工作者、文化创造者和制作者,而当前我们偏重于精英化培养,忽略了普通文化从业人员的培养。在广大的农村、在两千多个县域当中,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应当是踏踏实实地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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